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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同志在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茶亭》,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
2020-05-04 21:36

这件事情本来是有计划有组织来进行的,当然惟恐烧之不彻底,并没预料到烧早了烧快了,这是当时的疏忽。而火所以烧早烧快,又与下列事实有关:就是警察擅自撤岗,文重孚(警察)局长擅离职守,市内谣言烽起,甚至说敌人已逼近长沙只有几里地了;其次执行放火的警备第二团官兵沉不住气,没有等到放警报就开始行动了。

父亲说,11月12日他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把周公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更是无稽之谈。12日晚上他还和周伯伯通过电话,请他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更是冤枉也,潘公展任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3.当时的人民写了对联:“治绩安在?两大方案一把火;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万古怨。 横批: 张惶失措。”
第一个字连起来正是张治中。
郭沫若在《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第15章对长沙大火的描写:
"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时任省政府秘书长)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勋,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
"他(张治中)完全是贪图功名,按照预定计划行事。他把陈诚(时任战区司令长官)蒙着了。十二日的当晚甚至扣了陈诚的交通车。他把周公(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蒙着了,竟几乎使周公葬身火窟(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等一行当夜极为艰难地撤出长沙市区)。他满以为敌人在进军,这样他便可以一人居功而名标青史,结果是一将功未成而万骨枯!"
张治中对此的回应是:11月12日张治中和陈诚住在一处,焦土的事彼此作过商量,火起时大家都在睡梦中。12日晚上张治中还和周恩来通过电话,请周恩来于次日(13日)中午吃饭谈话。至于潘公展任湖南省政府秘书长只一个月,大火前几天就去了沅陵。

行政处分只在乎息人民的怒气,对于满目疮痍并没有丝毫的裨补。警察是跑光了,省政府的高级人员跑到了沅陵。于是长沙善后这一工作却又意外地落到我们三厅的头上。

可是,郭沫若并不愿意对文字进行修改:“《洪波曲》准备出单行本,也将收入《沫若文集》,我想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想来可以得到您的同意。”

郭沫若于1959年1月18日给父亲第二次复信,信中说:“承您同意把您的长信作为附录,并蒙您进一步指出我的一些错误,谨向您表示感谢。您的信实在是宝贵的史料。”

1.首先要说的就是国民党政府的“焦土政策”。
国民党李宗仁曾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到“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战。”

放火烧长沙,是国民党人在蒋介石指使下所搞的一大功德。他们是想建立一次奇功,摹仿库图索夫的火烧莫斯科,来它一个火烧长沙市。只可惜日本人开玩笑,没有出场来演拿破仑。撒下了一大滩烂污,烧了百多万户人家,更烧死了未有统计的伤病兵和老弱病废的市民,到底谁来负责呢?

对于郭沫若在《洪波曲》中所说:“十一日的清晨,张治中本来答应我们可拨六辆卡车备用,然而一直等到半夜,完全成了画饼”一节,张治中辩解说:“这件事究竟谁来和我说的?省府本身根本就没有六辆卡车,我怎么敢答应?我平生重然诺,即使我说过设法试试看而没有办到的话,也会有个交代,这不能说我失信吧?”

国强则不败,历史教训是惨痛的,文夕大火在历史上也是无非割去的一个教训,愿后人以前人之鉴,书写美好历史。

2.“一处失慎,三起放火”
13日凌晨2时许,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迅速得到了士兵的报告,判断是失慎。不到一刻钟,南门又有三处起火。
按计划,举火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奏的长短叫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许权问前线关麟征总部的电话,得知前方平静无事,而且南门是不举火的地点,所以许权判断是“一处失慎,三起放火”。
此时,不知真相的城内警备司令部见城外起火,以为是信号,便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不多久,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接着全城起火。当晚焚城总指挥酆悌的电话一直占线。
大火已无法扑救,只能宣布弃城。最终长沙大火延续五日五夜,始自行熄灭。

长沙经过大火,大概烧去了十分之八九,而有趣的是我们住过的水风井却没有烧掉。长沙师范里面我们还存着一大桶汽油,竟依然无恙。这大约是我们走得迟,放火队被阻碍了的原故吧?

郭沫若此后有上海之行,所以见到张治中14日所写第二封信已是18日,他立即简复一函:

有一次,郭沫若看到父亲,握着他的手说:“真对不起,请恕罪!”算是道歉了。

    长沙文夕大火的影响是深远的。对长沙市来说,就如电视剧中说的:千年缔造,毁于一旦,长沙市政治、经济、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对长沙人民来说,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

长沙人不了解真实情况,颇埋怨省主席张文白。事后有人做了一付对联和匾额来讥讽他,流传得很广,匾额是“张皇失措”,对联是“治湘有方,五大政策一把火;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在这里面把“张治中”3个字嵌进去了。“五大政策”记不清楚;“十万元”是国民政府对长沙市民的抚恤金。少得太可怜了。

“长沙大火”这一章,刊登在《人民文学》1958年12月号上。张治中在刊物上读到后,因为不仅牵涉到自己,而且描述令他十分恼火。在他看来,“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有意歪曲事实,进行个人攻击。”他的第一反应是想将此问题报告政府总理,也是长沙大火当时见证人之一的周恩来。后来想这会不会使郭沫若感到自己“告御状”,他便决定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以文字来澄清一些事实。

1938年10月25日,武汉三镇陷落,长沙暴露在敌人面前,形势十分危急。武汉陷落前,蒋介石曾命令陈诚焚城,实行焦土抗战,而陈诚执行不力,蒋介石很生气,随即由南岳飞到长沙,召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者除父亲外,还有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冯玉祥、张群、唐生智、熊斌、何成浚、杨森、关麟徵等。蒋介石在会上滔滔不绝地大谈焦土抗战的重要性。

然而冤有头,债有主,埋怨张文白是找错了对头。张文白和其他的人只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而已。据我们后来所得到的确实消息,张文自在12日上午9时,曾接到蒋介石的密电,要他把长沙全城焚毁。因此关于长沙大火的责任应该由蒋介石来负,连“三个人头”认真说都是冤枉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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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重庆期间,父亲一直袒护郭沫若等人。有人要把郭沫若一派文人排挤出去,父亲非但没有这样做,还在政治部设置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请郭沫若主持,以安置这些左派文人。

我们是26日回三塘的。在这之前,我应平江张发奎之邀,曾偕乃超、寿昌二人去访问过他一次。那是24日的事。当晚由张作向导,同去看过一次杨森。那位多子将军送了我们好几根茶树根子的手杖。他谈到地方上有些迷信观音的人在酝酿反战运动,也谈到一些下级政工人员不守纪律,专做特工,一遇紧急,便先行逃跑。仿佛抗战不力就只有那些迷信的地主和特务的政工那样,我们也姑妄听之而已。

长沙大火后不久,蒋介石亲自赶赴长沙,对此事件举行了军事会审。会审结果:长沙警备司令酆悌,保安团长徐昆,长沙市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人被判处死刑。这就是郭沫若所引对联中“三个人头”的由来。

父亲的用意很明确:“我特意为我们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个租界!”父亲曾当面和郭沫若说过这句话。他还经常与郭沫若谈话,帮助郭沫若解决实际问题。

流离的人逐渐回来了,从废墟中再建长沙的勇气已被鼓舞了起来。以后的工作便不在我们的范围内了。那得让人民的创造力去自谋发挥;而为了减少磨擦,也得早让那些党老爷们去部署他们的威福。

据夏衍的回忆文章,《救亡日报》是郭沫若从抗战初期自日本“别妇抛雏”回国后不久创办的,并亲任社长。随着抗战形势发展,《救亡日报》从上海到广州,由广州到桂林,为抗日救亡发挥了很大作用,可惜在“皖南事变”后被国民党勒令停刊。在郭沫若,这当然使他不能不有所表示,可张治中却认为:“这件事我根本不知道,我更不会指使何浩若来勒令《救亡日报》停刊,您何必又要牵涉到我?您对我似乎是太抓紧了吧?”

这一天,父亲活动极多,到深夜即13日凌晨二时才入睡。他还没怎么睡着,就听见副官王建成来报告说:“城内很多响声,已经起火。”

16日我们到达衡阳三塘之后,17日便奉到命令,要三厅派人火速赴长沙从事善后。这一工作,周公又指派了洪深,要他带领若干得力的人员和两个抗剧队在当晚便赶赴长沙。当大家上卡车的时候,田寿昌自告奋勇,临时参加了。洪与田是大火后最初入长沙的人,掩埋死尸,抚慰居民,安插伤病,恢复交通,实在做了不少的工作。由于工作繁忙,人手不够,19日又由乃超和我另外带了一批人去支援。这时候的善后办事处是设在财政厅里面的。当我到长沙后的第三天,省政府的各厅才有人从沅陵回来参加工作。民政厅长陶履谦、财政厅长尹任先、建设厅长余籍传、教育厅长朱经农,来财政厅拜会我们。我们倒也感觉到有种说不出的情绪。

文化工作委员会撤销之后,据张治中后来讲,感到有些后悔,因为这个决定做得太冲动、草率,因而内心不安。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请郭沫若、田汉、洪深等人吃饭,这些,在张治中看来,是致歉的一种表示,应该是可以了。所以,他在看到郭沫若文章中对自己的描述时,感到十分不平。他甚至从个人、国家两个方面对郭沫若予以提醒:

当初,父亲想把问题报告周伯伯,但担心会使郭沫若认为这是在告他的“御状”。所以,他就直接写信给郭沫若了。

在行政上的处分是——18日枪毙了三个人: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

匾额和对联开首一字,嵌进了“张治中”的名字,内容又颇有讽刺意义。郭沫若对张治中的态度,于此也清晰可见。

火势越烧越旺。

但两位将军和我一样都有点奇怪:为什么日本人却停止了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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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诚和周公都到长沙来过。陈诚是很得意的,长沙善后由他的“部下”来做了一个开端,当然替他增光不少。周公看见大家做得井井有条,也很愉快。我自己很明白:这些完全是在长沙大火中被他短期训练出来的学生,经过了几天的坚苦锻炼,他的学生们是有些进步了。

张治中还对当时人员任职等情况,做了说明,以订正《洪波曲》中的失误,并同意将自己的长信作为附录,发表在单行本及《沫若文集》本中。

父亲还记得蒋介石对他的发问:“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1948年8月,“文夕大火”近十年后,香港《华商报》副刊开始连载郭沫若的长篇自传体散文《抗战回忆录》。“回忆录”中郭写到长沙大火,在香港引起舆论关注。又过了十年,《人民文学》再次发表《抗战回忆录》并更名为《洪波曲》,一时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中心何忍,三个人头十万元。

后来,周伯伯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告诉父亲,郭沫若这样写不合适,我们要郭改正。

在大致描述了当时情况后,张治中对郭沫若回忆录中对他的描写,予以了反驳:

但是,郭沫若做的一件事情让父亲非常不满意,没有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父亲说,到抗日战争中期,在重庆的左倾文化人都有对特务的恐惧,昨天说某人失踪,今天又说某人被捕,他们时刻提防会被逮捕,纷纷向香港、南洋转移。

《洪波曲》是一部“抗战回忆录”,郭沫若当时又担任相当职务,文中自然牵涉颇多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的回忆,当然有作者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可是,由于身份,立场的不同,见仁见智,这部回忆录的重新发表,就引发了郭沫若与前国民党高官,此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张治中关于“长沙大火”的论争。

父亲给郭沫若的信,是1959年1月7日发出的。1月10日,郭沫若给父亲回信:“请您注意那里面的一句话:‘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就是说,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您不幸是在蒋下边和潘公展共事,我说:‘放火烧长沙是张治中、潘公展这一竿子人的大功德,他们想建立一次奇勋……”并不是专指你一个人。”

长沙大火事,张治中在陈述过程后,便对郭沫若的评价,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父亲在收信后的第三天给郭沫若又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您特别强调‘他们的计划是得到了那位当局的批准的’那句话,并且加以解释,说是‘主要该由蒋介石负责,而你们是执行命令罢了。谢谢您把当时蒋的指令告诉了我,证明我的猜测没有错’。”

第一,您是一位负盛名、有权威的大作家,大诗人,您于1958年5月9号在《洪波曲》写的前记中说:“就请读者把这看成为历史资料吧”;既是“抗日战争回忆录”,既是“历史资料”,如果您对一个人一件事的描写失掉真实性,对作品的价值有没有影响呢?

1958年12月号的《人民文学》发表郭沫若的《洪波曲——抗日战争回忆录》,其中第15章关于长沙大火有这样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