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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文艺干部归来到1978年5月文联三届三次扩大会议召开,文艺界给天安门诗歌平反做了最多工作的
2020-05-04 13:54

我第一次见到他是1977年初,当时文化部刚刚恢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冯牧、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是负责人,冯牧排第一。后来吕骥、张东川、许翰如都调走了,丁宁、徐非光、江晓天进入领导班子。冯牧在拨乱反正中有大功劳,可以说打倒“四人帮”之后,文艺界的拨乱反正,冯牧是领军人之一。当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林默涵等同志尚背着“文艺黑线”的黑锅,许多老同志都没有被安排工作。所以那个时候文化部政策研究室担负了文艺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工作。冯牧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非常关心创作,他看了很多的作品,我接触的领导人里面看作品最多的,在我的印象里一个是陈荒煤,一个是冯牧。荒煤看电影剧本,冯牧看文学作品,看了之后,还要找政研室、《文艺报》的同志谈,他集思广益,或者发表文章,或者在报告里面讲,甚至找作者本人谈话。像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没有冯牧就不会顺利出来。像邓刚的《迷人的海》、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诸如此类很多的作品,他都鼎力支持。冯牧看了很多作品,他不是一个空头理论家,也不是一个只会在书斋里面做学问的坐而论道者,而是在实际工作中为党为人民培养了很多文学人才,推出很多文学佳作。文化部政研室里面分两个组,一个是调研组,我是理论组成员。当时文艺创作一片萧条,繁荣创作是很重要的任务,但是有的人还关在监狱里,有的人还在劳改,还在监督劳动,有的人还戴着黑线人物、黑线头子的帽子。如果当时不拨乱反正,不恢复文艺机构,不给一些人平反,文艺工作就没有办法开展。巴老提出一个口号,叫“作家要下去,创作要上去”,这是很重要的。冯牧在拨乱反正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当时是贺敬之提议的,请冯牧当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他们配合得非常密切,关系很好。研究室调研组调查过小说《刘志丹》问题、“样板戏”问题、“文艺黑线”回潮问题等等,调查了许多文艺界的冤假错案。理论组撰写了许多清理“四人帮”流毒的重头文章。这些都是在贺敬之、冯牧的领导下进行的。我只举很少的几个例子:

二、第四次文代会之前的一系列会议

再过两天就是我们尊敬的袁鹰同志的八十八岁米寿了。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为他祝寿。我代表筹备组缪俊杰、冯立三、郭玲春同志讲几句话,向袁鹰同志祝贺八十八岁华诞,祝他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几天前,我在天津开会,见到冯骥才先生,告诉他这个消息,他让我带来了他的贺信,我也准备在这里代读。

——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

5月27日上午,第三届中国文联全委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开幕式在西苑饭店礼堂举行(三届二次全委会召开于1963年6月)。参加开幕式的有文联全委、特邀代表、在京文艺工作者800多人。来宾有: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黄镇、朱穆之、廖井丹,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文化部副部长刘复之,《红旗》杂志社负责人熊复,《人民日报》负责人秦川,新华社社长曾涛,《光明日报》负责人杨西光,国家出版局局长王匡。会议由恢复中国文联和各协会筹备组组长、大会执行主席林默涵主持。中国文联副主席茅盾致开幕词。由著名电影演员于蓝代读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讲话稿《衷心的祝愿》。黄镇代表中央宣传部作报告,题目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之后,由筹备组副组长冯牧代表筹备组报告会议筹备经过。(茅盾《开幕词》、郭沫若《衷心的祝愿》、黄镇《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而奋斗》、《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决议》、周扬《在斗争中学习》、巴金《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均见《文艺报》1978年第1期,7月15日出版。)

冯牧同志是现当代著名的评论家、散文家、编辑家。我曾在他领导下工作过多年,和他有频繁的接触。中国有一句话:“天地君亲师。”过去常讲:“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从搞音乐史、音乐评论,转到《文艺报》搞文艺理论与批评,是组织的安排,和冯牧的决定也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冯牧是我的导师,是我的领路人,也是我的培育者,包括生活上,他对我们也很关心。

同时,批示中的“分配工作”也表明了,中央将要重新使用这一批文艺界的“老同志。这和毛泽东对于当时文艺现状的忧虑有关,他曾在1975年7月14日的谈话里表达过这份忧虑: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月16日,主办周扬一案的工作人员写出一份报告,对涉案的76名专案审查对象的问题性质(个别除外)都下了结论,除田汉、章汉夫、刘芝明、邵荃麟、何干之、焦菊隐、蔡楚生、蔡叔厚、穆木天等已故的12人以外,都一一提出处理意见。其中林默涵、肖望东、刘白羽、石西民、钱俊瑞、张致祥等32人列入“分配工作”的名单,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还有3人“劳动教育。但周扬虽然列在32人名单中,却因为被定为“问题性质严重,而被搁置处理。7月28日,毛泽东听机要秘书张玉凤读了这份报告,让张玉凤替他把文件上原来定的“问题性质严重”改为“人民内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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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过去写过在战场上、在敌人法庭上、在监狱中同民族的和阶级的公开敌人作斗争的英雄,但却没有写过同那些以“共产党员”的面目,伪装革命,混入我们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各色各样的野心家、阴谋家作斗争的英雄。不怕抓,不怕压,敢于撕下那些坏人的假面具,这比同公开敌人斗争更复杂、更艰难,甚至也更痛苦。这需要胆略和智谋,特别需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和政治勇气。这是一种新型的英雄主义。

第四,《文艺报》于7月份复刊。

一个是天安门诗歌的平反。天安门事件邓小平被说成是总后台,如果天安门事件不平反,邓小平能彻底平反过来吗?文艺界给天安门诗歌平反做了最多工作的,一个是童怀周,公认的,历史不能忘记他们,写文学史要写这段。周扬在四次文代会的报告里面讲,天安门诗歌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序幕,敲响了“四人帮”灭亡的丧钟。那个时候“两个凡是”还很厉害,文艺报刊中最早发表文章给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是《文艺报》。1978年5月,开文联全委扩大会,决定恢复《文艺报》。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面世,冯牧和孔罗荪是主编。复刊号发表了周扬、李春光等在全委会的发言。李春光的发言中有大段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字。我于1978年9月初到上海出差,去了两天,冯牧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马上回来,我说什么事,他说回来再说吧,我赶紧买了车票回来,他说你赶快写一篇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我很快写出来交给冯牧。在秋末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天安门事件问题,11月18日,北京市委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文艺报》早就准备好文章,在12月号上发了署名郑汶和童怀周的两篇平反文章。再一个,“黑八论”的平反,也是《文艺报》首先提出来的。1977年有关同志找到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肯定了教育战线十七年工作的主流,然后把它引申出来,文艺界也应该平反,那是1978年秋冬。那时许多同志在为“文艺黑线专政论”平反的发言、文章中纷纷说,为什么讲我们是“黑线专政”呢?我们是批判黑线的嘛,我们和黑线是对立的嘛,胡风的“写真实”论,我们批判过,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我们也批判过,我们是红线不是黑线。1977年底,《文艺报》约中央政策研究室写过一篇文章,是邓力群、林涧青他们组织的,具体是他们下面一个同志写的,写了以后,有一天冯牧找我说,你陪着我看一下林涧青,因为林涧青是我父亲的战友。他们交换意见时,冯牧提了点小意见,涧青同志要我动笔改一下,我只在个别地方做了语气上的小改动。过了年,《文艺报》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文中说,“黑八论”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是可以讨论的,时代精神不是各种精神的汇合体,应该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精神,但是它在政治上不是黑的问题,而是个学术问题。其他的所谓“黑论”并没有错,当年是错批了。所以,是冯牧、罗荪主持的《文艺报》,首次公开为“黑八论”平反。

三是确定文艺创作的主要方向,会议最终的决议认为:文学艺术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服务。”周扬的发言提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工农兵群众的英雄形象……还要表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革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们是和体力劳动者并肩前进的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劳动应当受到尊重。”

几十年来,袁鹰同志在工作之余勤奋从事文学创作,在散文、杂文、儿童文学、诗歌等多领域里都不乏名篇,先后出版有《第一个火花》、《红河南北》、《第十个春天》、《风帆》、《悲欢》、《天涯》以及《袁鹰散文选》等多种。尤以散文和儿童文学的写作成就最为突出。文如其人,他的散文的风格,和他的人一样,在温文尔雅中隐含着深刻的思想。后期的随笔中,以《遗言的沉痛》为代表,益发显示出犀利的锋芒、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

在我们的会上所作的报告的第二部分,他就是以这个“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为根据,试图总结“五四”以来60年和建国以来30年间的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30年和17年的文艺工作经验教训是他晚年的一个夙愿。在我们的会上所作的讲话,在总结经验上他实际上只讲了两个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思想观点来总结,他说不能用历史虚无主义,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二是从纵的方面即从历史的发展方面和横的方面即从许多重大问题方面来总结。他提出了要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设想。(我在一次《文艺报》的编委会上听荒煤说过,周扬要他挂帅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荒煤对他说:我没有掌握材料,很多重要的材料,包括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艺的讲话,都存在中宣部文艺局和文化部,但当向这两个领导机关提出看材料时,他们却答复说,你们写公开的,我们搞内部的。荒煤为此很生气。)他对30年和17年文艺的总结,在此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有所涉及,但比较起对30年代文艺的总结来,对建国后的30年和17年文艺的总结,做的并不算好,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对30年和17年文艺的认真总结,是第4次文代会的工作报告,即《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许多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上海的李子云、江苏的陈辽、北京的郑伯农等),我们也有简报送给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想清楚、或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老观点,一直延续到1979年下半年讨论他主持起草的第4次文代会报告时,还没有放弃。这可能与他对毛泽东的信任有关,也与他无法跳出自己的狭隘经验有关。在这一点上,倒是胡乔木给他的报告稿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胡乔木1979年10月30日讨论时说:“周扬同志的报告中有一个问题——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现在还是不提为好。它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马恩也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在他们的著作中找不到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根据。照这样,难道哲学、科学等等也必须从属于政治吗?这种话,马恩从未讲过,全世界也没有人讲过。我们说‘文以载道’,但没有人讲‘文以载政’。把文艺看成是一种工具,是讲不通的。这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的。”周扬同志和起草组,删去了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文代会的报告定稿,最后是经中央政治局讨论过的,作为30年文艺的基本总结,没有再重复“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多年来的文艺方针。但胡乔木似乎并没有完全说服周扬,周扬在稍后于1980年2月初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讲话时,又一次较为全面地申述了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

刘锡诚

冯牧最后一次布置我写文章,是1983年。那年,文联召开全委会,要通过一个《文艺工作者公约》。当时,职业道德已成为众所关心、极需强调的问题。我奉命写就,全委会通过后刊于报端。此后,冯牧全力和有关同志一起抓作协工作。我在文联,我们在工作上的联系少了,见面也少了。但逢年过节,遇到什么特殊情况,还是要去看望冯牧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友谊医院,他已病危。他说诸葛亮活了50多岁,杜甫59岁就死了,我活了70多岁已经很满足了。听了这个话,我感到心里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我知道冯牧当时情况很严重,老领导和我诀别了。我觉得冯牧是一位有大功劳、非常值得怀念、值得学习的老前辈。

从1967年被捕,到1975年释放,周扬在这一低谷期经历了哪些转变和反思,留下的材料并不多。但出狱后的周扬,已然呈现出不少“变化。1975年,周扬闻讯冯雪峰身患癌症,立即去看望了他,并向他表示问候和歉疚之意。王若水曾回忆:‘文革结束后,周扬出狱。他住在招待所里,没有多少事情,有充分时间接近一些普通干部,我认为这对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好的作用。另外,他抓紧时间读书。他曾表示,想找一些黑格尔的书来看一看。那时,这种书很难找。我借了两本书给他,一本是黑格尔的《小逻辑》(中译本),另一本是Stace的《黑格尔的哲学》(英文本)。《小逻辑》很难读,但Stace的书解释的很清楚……在像他这样高层的中共官员中,到老年还对理论这样有兴趣的人是不多的。”通过他人的回忆,可以看到周扬并未停止思想的探索。

在袁鹰同志米寿寿诞上的致辞

周扬是20世纪中国文艺界卓越的领导人和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虽然从1957年就进入中国文联工作,多次听过他的报告,看见过他的身影,对他充满着崇敬,但文革前却没有交往。粉碎“四人帮”后,周扬重新回到文艺领导岗位,我先后在《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杂志工作,开始与周扬在工作上有所接触,也常听到他的讲话和指示,1983年又在他的推荐和调遣下,到他担任主席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作些组织领导工作。无论作为一个文艺领导者,还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在文革逆境中的思考,在新时期对真理的追求,对马克思主义的探讨,对历史问题的反思,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都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中国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在中国文艺史上是一次重要而特殊的会议,她宣告了被“四人帮”砸烂、十年不能活动的中国文艺家自己的组织──文联及各文艺家协会重新恢复了!由于多年来被禁止活动,代表们一旦聚集在北京,群情振奋,要求发言的人十分踊跃,秘书处先后收到发言稿70多份,实际安排在大会发言的只有40多人,其他的在小组会上发言。发言中提出的问题和涉及的方面甚广,从批判“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种种罪恶,对作家艺术家的迫害,到重提深入生活,繁荣创作,加强文艺理论批评,到文学史的写作中如何清除“四人帮”评法批儒的影响,等等等等。所幸的是,大会闭幕之后,出版了一本大会文集,将这些发言都收集在其中,为文学史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

当时拨乱反正是要担风险的,“两个凡是”的势力还很大,1977年4月,文化部理论组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这里面讲了“全面专政论”是“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基础,必须推倒。后来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让社科院出了一个简报,说众所周知,“全面专政论”是毛主席、周总理肯定过的,《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出来必定会在全国引起混乱。当时的贺敬之、冯牧他们把这个事顶过去了,而且他们都去承担,没有追究执笔者的责任;还有一件事情,1979年初开理论务虚会,冯牧也是参加者,后来出了一个简报事件。文化部出了一个简报,说冯牧在务虚会上讲了,毛泽东的“六条标准”是六根棍子。我和冯牧不是一个小组,我不知道冯牧在会上讲了什么,但是每一个人的发言都有仔细的简报,简报上没有这个话。后来在丁宁的主持下,以室的名义写了个东西,报送文化部,为冯牧澄清问题。过了不久,文化部成立政策法规司,原来的研究室整体划给文联,成为“中国文联研究室”。

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问题上,由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批示,而毛泽东本人于1963-1964年针对中国文联和各协会也做过两次批示,这些来自毛泽东的批示仍然成为讨论“文艺黑线专政”论时难以触及的禁区,这场会议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文艺黑线,也未解决“两个批示”问题。这次会议的贡献在于,集结一批劫后余生的文艺界人士,开始突破《纪要》设立的禁区。此外,夏衍、茅盾等人在发言中提及恢复文联组织和恢复《文艺报》的要求,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在12月31日的闭幕会上宣布了文联和各协会的恢复工作,同时提出“在1978年适当的时候,召开第四次文代会。

袁鹰同志是我们那个时代著名作家和文艺活动家。1924年10月28日出生于江苏淮安。原名田复春,参加工作后改名田钟洛。上海之江大学毕业后,1945年末进入《世界晨报》,开始了他一生的新闻与文艺生涯之旅。同年加入共产党,投身革命。1946年筹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从事地下学运活动。1947年任《联合晚报》副刊编辑,《新民晚报》特约记者。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散文、杂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同年5月,与丁景唐(丁英)、吕剑、李凌、刘岚山、薛汕、洛丁、端木蕻良、马凡陀、苏金伞等诗人编辑《文艺学习》,组织中国民歌社。先后参办《莘莘月刊》、《新生代》等等文艺刊物。迎接了上海解放。建国初期任《解放日报》记者、编辑。1952年调北京《人民日报》社,任文艺部编辑、副主任、主任,后兼任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第四届主席团委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编委等。

在谈怎样正确估价17年的文艺时,周扬说:“建国以后,毛主席非常重视文艺,亲自领导过问文艺工作和文艺斗争。毛主席对17年的文艺的评价,主要是肯定的。周总理对执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路线,花了很多的心血,给予很多的关怀。这种情况,怎么能说是‘黑线专政’呢?而且17年中有很多好作品,即使是江青夸耀的八个样板戏,也是属于17年的。怎么能否定呢?他们把17年说成‘黑线专政’,目的是要反对毛主席、周总理,我们这些人不过是他们的靶子。17年有没有缺点、错误?有,有刘少奇路线的干扰破坏(当时刘少奇同志的冤案还没有平反昭雪——笔者),也有我们路线性的错误。错误由我主要负责。他们打击我,是为了打总理。三年困难时期,我授意写了《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说文艺服务的对象,除工农兵外,还有知识份子,这就错了?第一次文代会上,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提得很高,第二次文代会就不那么高了,第三次文代会由于反修,又提得高些。说明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在我们的头脑中扎根不深,脱离群众,同工农兵结合得不够好。其次,在知识份子改造的问题上,在对待遗产的问题上,也有错误。毛主席‘两个批示’之后,我们真心诚意想解决这些问题,谁不想把工作做好?我们进行了整风,‘四人帮’说是‘假整风’。你可以说整风还不彻底,为什么要说成是假整风呢?65年底到66年初,我向中央写了个报告,检查自己的问题,送到政治局通过,准备公开发表。但被‘四人帮’压下了。他们不准革命,不许检讨,而是要打倒!”

第二天,5月15日(星期日)下午,文联各协会筹备组会议在礼士胡同54号文化部理论政策研究室办公室举行,讨论召开文联全委扩大会议的细节问题。除了筹备组成员外,工作人员也参加了。会议讨论了参加全委会的代表,会议日程安排,各协会筹备组的名单。决定会期8天,5月27日至6月5日。冯牧宣布,文联全委扩大会议宣传组由邹狄帆任组长,我任副组长。

当时已出任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于29日上午在会上做了发言,这篇名为《解放后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的发言后来刊登在《人民文学》1978年5月号上。文章全面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十七年”文学的发展和历次政治运动的功过,也阐述了对于30年代文学的看法。文章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谈到“丁陈小集团和胡风小集团,仍认为“是两个长期隐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党和反革命集团”。由此可以看出,限于当时的环境,针对“十七年”所存留的不少历史问题,不少与会人员仍延续了原来的结论,仍按照“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调子来构思谋篇。

刘锡诚

我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总喜欢抓大的论题和大的构思,而常常忽略微观研究。其实,对于任何研究工作来说,倒往往是从一枝一叶入手,才能较为容易地把握一棵大树的全貌。前几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蒋守谦先生到日本作学术访问,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向他提出一个问题:“新时期文学”这个概念是谁先提出来的?一个简单的问题难倒了这位研究员。这说明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简单的属于一枝一叶的问题的研究。蒋先生回国后查阅有关资料,认定第一次使用“新时期文学艺术”这个词汇的,出自周扬同志1978年12月在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一文。作为一个新时期文学的编辑者,我对这个答案并不死心,又查了一些材料,查的结果是:1978年5月18日,周扬在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创作的任务》中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新时期戏剧”的概念。1978年6月5日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全委扩大会决议中,采用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概念。“新时期戏剧创作”和“新时期文艺”的出现,都比《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要早一些,尽管这几个概念在意思上和构词上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也说明一点,周扬思路的清晰和概括的准确。这个名词一旦被结构出来,就得到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认同,也就很快流传开了。

按程序,中国文联正式恢复工作,还有待于召开一次中国文联的全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距离召开文联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的时间已经迫近了。5月14日(星期六),张光年给我打来电话,要我给郭沫若的秘书王庭芳打电话联系,林默涵和他要去见中国文联主席郭老(沫若),向他汇报恢复文联各协会的筹备情况。郭老身边的栾秘书接的电话。过了一个多小时,回答我说:一、郭老住在医院里,医生不同意会客;二、郭老身体很不好,即使见了,恐怕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请你们自己准备就行了。同一天,冯牧嘱我给老作家徐迟打电话,催他快点来京,请他替郭老准备一篇讲话稿。当时传说,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稿《科学的春天》是请徐迟代笔的,文章写得很漂亮。(近年来在报上读到童大林等同志的文章摘要,纠正这种说法,说那篇文稿是他们几位参加大会工作的人所写,不是徐迟写的。)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编辑部组织召开了“短篇小说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刘锡诚称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文学界会议”。在会议前,张光年用二十字定下会议基调:生动活泼,交流经验,交换意见,不做结论,择善而从。”这场会议于1977年10月20日在北京虎坊路附近的远东饭店开幕,于24日下午闭幕。当时老中青三代的作家和评论家,包括茅盾、周立波、贺敬之、沙汀、马烽、王愿坚、茹志鹃、刘白羽等人都悉数到场。

伴随着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新时期文学的步伐一路走来,袁鹰同志始终走在我们队伍的前头!是我们这一辈文学人的榜样和少数几个领头雁之一。他的人品文品一直受到我们的尊敬。我们大家来聚会,祝他健康长寿,福如东海!期待着它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正经历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所讲的“四五”运动,是这次运动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应从文化革命的时候算起。文化革命的本来目的,是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反修防修,避免重蹈苏修的覆辙。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的干扰破坏以及其他原因,这场革命没有达到它的目的,反而被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许多同志头脑中的一个问题,也是思想战线上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说是一次剧痛的难产?……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剧痛,付出了很大代价的一次难产,这个难产产生了什么东西?既然承认“四五”运动是伟大的革命运动,它就是这个难产的产儿。这个产儿凝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和希望,也带来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不正常发育的某些痕迹。同志们也许要讲,不难产不是更好吗?历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革命按照人的意志,那革命就太容易了。它往往不按照你的意志,甚至违反你的意志。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是不管是什么人,包括领袖人物在内。历史就是这样铁面无情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个历史的曲折过程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只有这样,没有别的办法。……经过这次思想解放,迷信破除了。迷信不要,对毛主席的尊敬、信仰还要,而且应该要。我们信仰的是作为科学思想体系的毛泽东思想。

(二)“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

(2012年10月26日,北京)

会议在北京东城海运仓胡同总参招待所举行。确定这个地方作为会址,记得是经过伍修权同志介绍的。会议28日开幕,31日闭幕。张光年主持。28日会上发言的有夏衍、冯乃超、曹靖华、峻青(上海)、雷加、秦牧(广东)、李曙光、韦君宜、吴组缃、冯牧、李凖、周立波(湖南)、李何林、骆宾基、许觉民。29日上午,请林默涵到会作长篇发言。下午会上发言的有草明、柯岗(四川)、蔡仪、王春元与杜书瀛。30日上午,请周扬到会上作长篇发言。31日上午大会上,宣读了卧病中的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书面发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发言,中宣部部长张平化、副部长兼文化部长黄镇讲话。

会前,恢复文联及各协会筹备组向中宣部写报告并经批准,明确了有关中国文联与各协会关系的一些重大问题。冯牧在25日召开的筹备组人员会议上宣布了上述决定。这些关系主要是:

不过,尽管毛泽东亲自指示释放周扬,又亲自为周扬定性“人民内部问题”,但在1975年的国庆节宴会上,周扬未能出席。毛泽东在10月16日留下一句批语:“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8)这句批语将周扬单独提及,并对“四人帮”的错误思想进行批评。事实上,1975年毛泽东针对周扬问题的三次批示,都为周扬之后的“复出”创造了重要条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伊始,饱尝十年“文革”苦难的袁鹰,其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达到了人生和创作的高峰。他也被历史造就成了文艺界思想解放的领袖人物之一。1977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文艺部在他的主持下召开座谈会,邀请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红、李季、冯牧、李春光等文艺界的一些重要人物与会,率先发动了对“四人帮”制造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极大地鼓舞了当时还瑟缩不前的文艺界。在《人民日报》座谈会的感召和影响下,我所任职的《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张光年的主持下也在1977年12月28—31日召开了更大规模的“向‘文艺黑线专政’论开火大会”,吹响了批判“四人帮”“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战斗的号角。继而,1978年2月5日,袁鹰参加了《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两个编辑部在新侨饭店六楼会议室召开的“作家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新桥六楼会议室因而作为文艺界活的新生的标志被写进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1978年10月20—25日,袁鹰又作为《人民文学》的编委,参加了在远东饭店召开的、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作协三大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编委会的联席会议,并掷地有声地指出:“若果把做装饰用的马列的话去掉,《(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有多少从实际出发的东西?彻头彻尾是个冤案!是诽谤!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要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十七年’、30年的文艺工作。只能用这个标准!”

“新时期文艺”和“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提出

第一,中国文联与各协会的关系问题:“文革”前,文联与协会,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文联与协会都受中宣部的直接领导。党组也是这样,大的协会设立党组,小的协会与文联合成立一个党组。现在,中宣部领导认为,文联对各协会应是领导关系,中宣部领导文联,文联领导各协会,中宣部只抓文联。文联只管各协会的重大事情,具体业务由各协会自己抓。文联党组是领导核心。

1975年6月,林默涵的一封信推动了文艺界“老同志”的归来。原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曾是周扬一案里“文艺黑线”的成员。1975年6月,他已解除监护,就近分配到江西省丰城县钢铁厂等候结论。6月17日,林默涵自丰城写信给毛主席,表态希望“留在党内,“决心好好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虚心当群众的小学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直到最后一息”。

(2012年10月26日于北京王府井银泰大厦眉州东坡)

关于文革中被批判得沸沸扬扬的30年代文艺问题,周扬是劫后头一次公开发表的意见,实际上是一种申述,这个申述应该说是诚恳的、可信的。在这个问题上,后来由于组织的干预,有很大进展。关于17年文艺,周扬肯定了成绩,也对出现的路线性错误承担了责任。当然他有历史的局限。那时右派问题还没有得到纠正。胡风问题也还没有平反。他能做到这一步,已属不易,因为当年一道担任领导工作的人中,还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做出反思,更谈不上承担责任。回想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的负责同志谈话,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份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份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那时,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还踌躇不前,刚提出了批“文艺黑线专政”论问题,接着就冒出了一个“文艺黑线还是有的”论,因为文艺战线的“两个估计”的禁忌还没有解除。周扬在谈17年的文艺战线时,也是沿用了邓小平估价教育战线的逻辑,即:“建国17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份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

我、谢永旺、阎纲三人分工,写完后再统一对接修饰,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第二天一早,把稿子交给领导修改。26日下午,我再次带着新稿《衷心的祝愿》来到北京医院送审。郭老的家属们和秘书在一起研究了新起草的文稿,统一了看法,由郭老的女儿郭纪英向我谈意见。她的意见归纳起来,有如下三点: